文 | 追问nextquestion

1930年4月的一个周日，伦敦的舞台上演了一部名为《大脑：地球全息剧》的荒诞戏剧，演员们身着”亮片短裤”。节目单上印着这样引人深思的剧情梗概：“全人类在撒哈拉沙漠构筑机械巨脑——它终将突破沙漠的疆界——这个由纯粹机械装置构成的意识体，将掌控全球运作，替代万物思考。”

这部戏剧由默默无闻的圈外人Lionel Erskine Britton创作。这位13岁便踏入工厂的工人阶级文学创作者，凭借才华硬生生挤进了伦敦文学精英的行列。该剧描绘了一个以”蔓延全球”的合成大脑形式出现的人工超级智能的构建过程。剧中的人类逐渐丧失所有自主权，最终如同神经元般严格同步运作，构成庞大的全球神经网络。这些情节令大多数评论家感到反感。

Britton，这位同情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者，公开颂扬这一未来图景。而其他一些人，尽管与他一样预测了类似的未来，却将其描绘为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

然而，无论这些预言者对此前景是感到振奋还是恐惧，他们都设想着科技发展将催生某种行星尺度的”大脑”。这个全球性的额叶皮层将执行决策，实施洲际规模的管控。

毕竟，这不仅仅是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也是昆虫学家首次普及”超个体”概念的时代。如同蚂蚁合作建造蚁丘——其整体效能远超个体总和——人们开始追问：全球化的人类是否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孕育一种新的行星智能？这种智能的主权将远超任何个人或国家机构。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那些一个世纪前被遗忘的先驱者如何预见当下合成智能时代的曙光。在他们设想的未来图景中，人类可能会放弃作为最高思考者的角色，消融于初现峥嵘的非人智慧体网络。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未来人类主权与共同命运的深刻思考，在今日愈发引人深思。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和地缘政治稳定性下降，通过地球工程或全球治理实现行星级调控的呼声再度高涨。

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病原体与碳排放无视国境线的威严，因果链如雪崩般蔓延，其影响早已突破地域限制。由此，一个尖锐的问题再度浮现：在行星风险时代，自由意志将何去何从？在思考机器的纪元，人类的主体性又将呈现何种形态？

关于智能人工化的行星愿景并非新鲜事物。尽管未来无疑会比任何预言都更加难以预测，但重访历史长河中那些最富想象力的未来寓言，或许能帮助我们在当下的迷雾中找到方向。

01 个体性的演化

20世纪80年代，著名生物学家Eörs Szathmáry和John Maynard Smith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理论：生命演化历程中曾多次经历”重大转变”。每一次重大转变都重新定义了”个体”这一基本概念。从原核细胞到真核细胞的跃迁，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跨越，从独居个体到社会性族群的蜕变——这些重大转变的核心特征，都是通过简单个体的协同整合，形成具有全新功能的整体系统，从而催生出更复杂、更强大的生命形式。

这一过程意味着，原本独立的个体必须让渡部分自主权。它们从独立主体转变为服务于更高层次整体再生产的组成部分。虽然它们失去了祖先赖以生存的独居能力，但群体生活带来了显著的进化优势。以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为例：这些高效的”细胞能量工厂”原本是独立细菌，如今却专司生物体的能量代谢。如果线粒体具有意识，它们是否会追忆作为自由生命体的往昔？

▷构成人类基因组的DNA存在于人体的细胞核中。然而，线粒体拥有独立的环状DNA，这有可能是从远古细菌时期流传下来的。图源：Knowable Magazine

裸鼹鼠则展现了另一种进化可能。这种高度社会化的哺乳动物通过精密的分工协作，展现出显著的群体智能。与体型相近的其他啮齿类动物相比，裸鼹鼠的脑容量相对较小。但作为整体，它们展现出惊人的智力。当群体本身演化为一个超级有机体，个体如同神经元般的特化与简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证据显示，现代人类的大脑比我们祖先的要小。也许我们正在走向裸鼹鼠的道路？”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集中化，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够深刻改变地球系统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是否可称为”智能”仍存在争议，但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神经网络的全球性扩展，人类个体是否能够永远保持其作为历史发展基本单元的地位，已然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一个更为强大的超级有机体正在形成过程中。

关于”重大演化转变”的理论框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与此同时，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是否应该融合形成蜂巢思维的讨论也始于这一时期。但正如Britton对未来的愿景所示，这种思想脉络早在数代人之前就已悄然萌芽。

02 宇宙的神经化

1930年，Britton的戏剧在首演时引发了观众的不安与争议。有评论家将其贬斥为”故作高深的空话堆砌”，更有甚者直接将其定性为”伪哲学闹剧”。更有评论家对其首演当晚未着正装大加嘲讽——这位特立独行的无产者终其一生拒绝领带的束缚，堪称典型的学究式叛逆者。在书店打工期间，他凭借”沾满油墨的手指”苦读经典，立志要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位才子。尽管获得了萧伯纳等文化巨擘的鼎力支持（1929年，Britton 在一次关于性别与性法律改革的会议上与萧伯纳结识），他的文学生涯仍如流星般短暂而耀眼。随着后续作品接连遭遇冷遇与失败，Britton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最终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然而，Britton关于”何物可成大脑”的深刻追问，却在数十年后为人工智能领域播下了思想的火种。他提出的核心洞见在于：智慧并非实体，而是一种功能；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过程。既然心智不必局限于血肉之躯，那么协调中枢是否能够突破人类颅骨的物理限制？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智能形态。当这种神经网络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分形扩展时，我们是否正在构建某种行星级别的大脑新皮层？

Britton将这一构想推向了令人震撼的终极结论。他大胆推测，在数十亿年之后，整个世界可能会像神经网络连接星系那样联结在一起，为整个宇宙赋予”灵魂”，使其成为一个能够思考的神经系统。英国科幻作家Olaf Stapledon 也在1930年和1937年提出了类似的宏大构想。

除萧伯纳外，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对Britton 颇为欣赏。然而，罗素对Britton激进的共产主义理想及其将文明中枢化如脑脊髓般的构想提出了质疑。罗素指出，我们的身体”并非以民主方式，而是以专制方式受大脑支配”。这位哲学家幽默地反问道：“难道毛发与指甲会享受被修剪的过程吗？”当阑尾发炎时，我们很少会考虑它的”自主权”。

然而，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械化屠杀后，诺贝尔奖得主们开始强调：分裂的人类必须建立超越国界的协调机制——任何掌握原子能却无法克服内斗的物种，终将走向自我毁灭。

03 成为全球皮层中的神经细胞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哲学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曾预言”行星级认知主体”的诞生，这一观点至今仍为人所铭记。然而，他的思想光谱中还隐藏着更多未被充分发掘的深邃见解。例如，匹兹堡大学的哲学家Oliver Reiser便是其中一位值得关注的思想家。

1946年，Reiser出版了其重要著作《世界感官：世界联邦的社会胚胎学》（World Sensorium: The Social Embryology of World Federation）。在书中，Reiser发出强烈呼吁：在原子弹的阴影笼罩下，人类必须培育”世界之脑”，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迈向”行星主义”的新纪元。尽管他认为当前文明就像神经元分散的”水母”，但他坚信”文明必须拥有一个中心”这一核心观点。

令人欣慰的是，Reiser认为这一转变过程已经在悄然进行。Reiser观察到，无线电与雷达技术正通过脉冲信息编织地球，形成”电子神经纤维”，并最终发展成由互联神经节构成的行星网络。基于这一观察，Reiser提出，人类个体正在演变为”新兴世界皮层”中的脑细胞。Reiser 充满激情地预言，如果这一理论成立，人类将演变为”一个巨大胚胎的头部”，当其完全发育成熟时，将为整个星球注入灵魂。他惊叹道：“人类是尚在胚胎阶段的神明，而我们的大脑将成为这个巨大大脑中分化的’神经母细胞’。”

在行星风险时代，自由意志将何去何从？在思考机器的纪元，人类的主体性又将呈现何种形态？

Reiser从C.H. Rice那里汲取了这些精妙的表述。Rice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心理治疗师，1937 年突然离世后，其手稿尘封九年，最终通过 Reiser的努力得以重见天日。Rice同样将日益密集的全球通信网络类比为胎儿大脑的发育过程，认为这预示着集体意识的觉醒。Rice断言，所有生物终将如同”细胞组织”般，在一个”单一的庞大有机体”中协同运作，而人类将承担”前脑”的功能。

通过私人通信，Reiser和Rice热情洋溢地交流彼此的观点。他们将心灵感应现象视为”群体心智降临前的微弱预兆”，并预言进化的新阶段将由”心灵感应突变体”开启。尽管这些构想掺杂着伪科学成分，却意外引起了学界重量级人物的关注。1948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信 Reiser，坦言其观点与自己的思考”非常接近”，只是不便公开表态。

Reiser还与著名科幻作家亚瑟·C·克拉克保持通信。克拉克在1953年出版的小说《童年的终结》中，描绘了人类最终通过心灵融合形成超意识体的场景。然而，这场意识嬗变释放的能量竟导致地球蒸发，为集体进化的终极形态蒙上了一层致命的阴影。

04 行星杜鹃与极权主义噩梦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甘愿效仿线粒体的臣服之路。Reiser坚持他的“世界政府”将奉行民主，但评论家们嗅到了”全球独裁”的阴谋气息。

在《大脑》（Brain）中，Britton表达得异常直白，他冷酷直言个体性消融的必然。但其他小说家在构想类似场景时，则聚焦这种蜕变的非人化恐怖。例如，Gaston de Pawlowski在1912年的小说《四维国度之旅》（Voyage au pays de la quatrième dimension）中，描绘了一个行星级群体心智的诞生——它在全球贸易网络的涌动中破茧而出，却是文明进程始料未及的副产品。

Pawlowski设想这一过程是缓慢且不易察觉的。曾几何时，人类的协作服务于自身目的，而今这种协同效应却被劫持，催生出凌驾众生的超人类格式塔。一种无实体的“生命”形式逐渐凝聚，如同蚁丘。虽然人类最初制造机器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目标，却渐成饲喂机械的宿主。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当集体劳作悄然蜕变为维系这个新兴生物机械”有机体”的养料，最吊诡的真相浮现：这个褫夺人类”世界主权”的寄生生命体，自身却是”无意识的幽灵”。它既无具象形骸，亦无主观体验，如同盲目、阴郁、植物性的独裁者——一只将人类裹挟为巨体细胞的行星杜鹃。Pawlowski将这个新兴的“利维坦”描述为”超越人类的存在，如同庞然巨躯的细胞般包裹众生。”

另一个被遗忘但同样具有先见之明且发人深省的视角来自小说家Paul Gurk。其作品《图苏布-37：灰色人性的神话》（Tuzub-37: The Myth of the Grey Humanity），它写于1930年代的纳粹柏林。这部作品以粗犷的散文诗形式写成，它描绘了一个遥远的未来，人类融合成一个同质化、中央集权的大团体。所有的偏差都被消除，一切不规则的都被摧毁。人类无思考地行动，如同一个庞大水母机器的细胞，一心只想消除他们有机的、自由行动的祖先的所有痕迹：以金属置换血肉，以独响湮灭众声。

这在外部表现为对自然世界剩余的不服从进行全面攻击。地球的整个表面被平整化。山脉被夷平，海洋被填满；不平整被视为丑陋。我们星球有机过去的最后痕迹被囚禁在博物馆中，然后被清除。对于Gurk的“灰色人类”来说，终极的自毁式使命是达成”机器生育机器的永恒闭环”。

▷《图苏布-37：灰色人性的神话》 图源：goodreads

05 螃蟹、电缆与行星大脑的预言

然而，这种关于“世界大脑”的机械构想究竟源自何处？又为何在一个世纪前兴起并广为流传？要解答这一疑问，我们不得不从平凡的螃蟹说起。

1838年，正值达尔文乘坐HMS Beagle返航两年之际，美国也组织了一次类似的环球探险。在这次航行中，有一位年轻的地质学家，名为 James Dwight Dana。他肩负着全面调查太平洋甲壳类动物的重任。在这项繁复的工作中，他灵光一现，产生了一个想法。

当Dana记录下数百种新发现的无脊椎动物时，他如遭电击般顿悟。他坚信，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所有的生命物质——都渴望将自己转化为大脑。他进一步认为，演化过程倾向于“向头部发展”。

Dana敏锐地观察到了“蟹化现象”，即多个甲壳类支系反复趋同演化出蟹形结构，其显著特征便是膨大的头部。与它们的祖先相比，螃蟹的解剖结构呈现出腹部附肢减少的特点，这些附肢如同折纸般巧妙地收藏在不断增大的头盖之下。从虾形祖先进化为蟹的过程，宛如一场向头部进发的壮丽浪潮：口器与螯足如同火山喷发般从头胸部汹涌而出。1852年，Dana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头部化”。

Dana深信自己揭示了一条进化的“铁律”，能够解释生命树上的普遍趋势。这一观点源于当时一个广泛存在却未经检验的假设，即有机进化并非无序的分叉过程，而是如同丁尼生诗句中所描绘的那样，朝着“某个遥远的神圣终点”不断演进。在Dana看来，这个终点正是不断膨大的脑质聚合体。

▷Dana 的“美国探险考察团”中螃蟹的插图

“从虾形祖先进化为蟹的过程，宛如一场向头部进发的壮丽浪潮。”

然而，这不过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恭维罢了：我们认定大脑发达的物种（如人类）是进化的巅峰，进而臆想整个动物王国都在朝着我们的形态奋力前行。Dana不过是在自然的图景中寻找自我的倒影，为了佐证自己的理论，不惜削足适履地让自然臣服于他的构想。

尽管达尔文将Dana的理论斥为“疯狂臆想”，但这一理论在19世纪的科学界仍生根发芽。Dana甚至据此命名了一个新的地质纪元——1864年，他宣称地球已步入“心智纪元”。在他看来，所有之前的演化过程都如同在一个不断膨胀的颅骨中积聚能量，而如今这种能量正以行星尺度向外溢出，重构着自然秩序。作为地球上最聪慧的物种，人类已然成为主导地质进程的核心力量。

受到Dana“头部化”理论的启发，其他地质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纷纷认同这一观点。尽管对于新地质时代的命名众说纷纭，但“心理时代”（Psychozoic Age）这一术语最终脱颖而出，被广泛采纳。它寓意着生命物质的流动主要由精神力量所主导。正如Dana的一位同事所言，这是一个“大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寻找证据的征程随即拉开帷幕。蓬勃发展的电报网络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观测场——19世纪中叶，首批跨大西洋电缆沉入海底，它们如同连接大脑半球的胼胝体一般，将大陆紧密相连。1877年，德国哲学家Ernst Kapp惊异地发现电报电缆与神经纤维之间存在着诡异的相似之处，此类类比在学界迅速风靡一时。地球仿佛正在进行一场自我头部化的壮丽进程。

▷Kapp 对电信电缆横截面（左）与神经纤维横截面（右）的比较。图源：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当然，那是一个沉迷于“进步必然性”神话的时代。因此，初露端倪的“心理时代”始终笼罩在凯旋的号角声中，鲜有声音警示其背后所付出的生态代价。欧洲作家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宣扬“心理时代”是演化的必然顶点，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置于这一顶点之上，同时无情地庆祝着“野蛮”生态系统的毁灭，并将其视为不可阻挡的进化祭品。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世界对极权统治的真正恶果仍一无所知。正因如此，Britton才能如此公开地渴求个体性的消除，并纵情畅想着巨型计算机吞噬地球表面的未来图景。

06 白蚁之王与胚胎之神

Kapp等哲人凝视电报网络时的顿悟并非孤例。当我们把认知拓扑学的研究视角从蟹类的头胸甲转向白蚁丘的群体智能时，更多隐秘的类脑结构正逐渐显现。

自1905年起，南非博学家Eugène Marais便开始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荒野中漫步观察。这位饱受吗啡瘾折磨的局外人在草原上参透了白蚁丘的奥义：那些如烟囱般耸立的土丘，在他眼中俨然是”单一生命体”的具象化存在。

Marais意识到白蚁巢是”一个单一的动物”，白蚁帝国是以群体形态存在的”超有机体”。与我们器官固着于皮肤包裹的躯体不同，这个生命体的重要组件以集群形态自由移动。他认为工蚁是它的血液，兵蚁是免疫系统，驯化的真菌充当消化器官。数百万飞离巢穴的待孕蚁后，被他比作游向子宫的精子。

尽管Marais是最早描述这一真理的学者之一，他的贡献却长期被忽视。他用南非语出版：当时这种语言被轻蔑地忽视。当一位著名的比利时作家剽窃他的想法，并因此创作出畅销书时，Marais正在毒瘾深渊中走向绝路，并于1936年饮弹自尽。

将”超个体”概念推向主流的是美国昆虫学家 William Morton Wheeler。他在1919年一次妙趣横生的演讲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在演讲中，他假装阅读从一个白蚁之王那里收到的信件，信中这位国王向人类解释了昆虫的行为。此外，Wheeler还预示了生物学家Maynard Smith的观点，暗示进化本质上是离散个体整合为复杂整体的过程。

人们很自然地将这些发现与人类自身的未来联系起来。1920年，美国动物学家William Patten宣告全球化漩涡正孕育”巨型有机体”的诞生。这是一个”婴儿怪物”，吞噬从雨林到炼油厂的一切，并将它们整合为其器官，形成一个横跨大陆的变形虫，“代谢铁和线圈，阳光和土壤”，通过”陆地、海洋和空气”延伸其工业触角。Patten问，这个婴儿超个体何时可能有自我意识？

然而，Wheeler的研究也揭示了超社会性形成所付出的残酷代价。他指出，工蚁放弃了翅膀、生育能力以及它们祖先曾享受的所有”独立生存”的器官。与他们的独居祖先相比，他们的大脑缩小，感觉器官凋零——既然沦为”细胞”服务于更大整体，这些器官便成冗余。想到人类可能步蚂蚁后尘，惠勒等学者不寒而栗。

07 行星孕育生命，生命塑造行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性冲击，使Britton 式愿景的阴暗面逐渐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心智生命时代的到来必将伴随着生态阵痛。此刻，我们的目光转向另一种集群生命形态。

1889年，Nature期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海上空蝗虫云的目击报告，其规模之大足以遮蔽阳光。作者估计其中包含24,000,000,000,000 只蝗虫，总重量达43,000,000,000吨。

年轻的俄罗斯矿物学家Vladimir Vernadsky读到这篇报道后，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变。Vernadsky意识到，这种集群现象最贴切的类比是”一块具有自由能量的移动岩层”，本质上属于地球物理事件。

这个事件促成了Vernadsky毕生的研究志向：不仅要揭示行星如何孕育生命，更要阐明生命如何反塑行星。通过证实地球物质中由生物产生的物质的庞大规模，他证明了生命是驱动行星变革的巨型作用力。

▷《动物生活》中 20 世纪 10 年代的蝗虫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Vernadsky 进一步确信，正如生命的出现彻底重组了地质圈，人类智能也必将根本性地重组生物圈。因此，他将一战定义为”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地质事件”。

在继承头部化理论和心理时代的观点后，Vernadsky提出了一个由思维生命主导的新系统层级。他将其命名为“Noosphere”——一个由思想构成的行星圈层。

1920年代，Vernadsky与Teilhard进行了深入讨论。Teilhard认为”万物上升必然汇聚”，所有进化终将导向神圣精神的终极统一。Teilhard坚信，任何事物，哪怕是全球性灾难，都不能阻止这一最终的归宿。

相比之下，Vernadsky更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他指出，现代地球系统中”人工化合物”的不断增加，以及人类创造”新物种”的能力，正在模糊天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这位科学家最终也拒绝承认初生的智慧圈可能偏离其进化宿命。二战高峰时期，回顾毕生研究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思维超结构”（thinking superstratum）已陷入更具毁灭性的痉挛。

早在1920年代，Vernadsky就预见到核能的灾难性潜力。在他未发表的论文中，Vernadsky预见到地球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即原子能的释放，并质疑这是否会导致”自我毁灭”。然而，1943年当人类即将大规模运用亚原子力量时，这位Noosphere的预言者是否考虑过灾难的可能性？答案是否定的。与Dana类似，Vernadsky的乐观源于对进化必然性的信仰：生物界历经亿万年，从变形虫演化到猿类，再到人类思维网络。鉴于这种”进步”在历史上的持续性，Vernadsky断言，人类对灭绝的担忧被夸大了。他坚持认为：“Noosphere并非偶然现象，它的根基极其深远。”

在Vernadsky的书信中，他也多次重申这一信念。他认为，Noosphere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从地质学角度来看，它“不会因人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无论是个人还是趋势——而改变。”

▷Noosphere图源：Kosmos Journal

08 排干地球的海洋

这种充满征服意味的论调在20世纪初期尤为盛行，在早期的全球气候控制提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苏联科学家提供了许多典型案例。最骇人听闻的或许来自Boris Petrovich Weinberg，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磁悬浮列车的先驱。

1927年，Weinberg在一份鲜为人知的西伯利亚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颇具科幻色彩的文章，题为《论消除海洋工程启动两万周年》。这部作品以公元23000年的未来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史前史与文明发展历程。

作者认为，历史的分期应当以人类掌控地球系统的程度作为衡量标准。文章指出，地球表面的”局部改造”始于18世纪，而”大型工程”则大约在2000年左右开始实施。正是在那时，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地球表面3/4的”无用”区域——“从居住和耕作的角度来看毫无用处”——海洋。最终，“地球改造委员会”决定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并于2007年成立了”海洋根除特别部门”。您没有看错，这个部门的核心使命正是系统性排干全球海洋。

“我们受益于认同大脑对身体的专制支配……但这不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也应如此组织。自然法则无法教导人类应当如何行事。”

于是，这项将延续数千代人的排海工程正式拉开帷幕。Weinberg对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气候剧变”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一些地球工程项目被用来应对异常天气现象。最终，在公元10000年左右，全球海洋被彻底排干。地表完全平整为可耕地，人类人口达到2800亿；国家和语言融合，战争绝迹。全球共产主义蓬勃发展。

Weinberg在报告中提到，仅有极少数非人类物种被”封存”在80处自然保护区中。但文章特别强调：各种人工模拟环境足以”弥补在过去一万年间几乎完全消失的’与自然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曾被’旧时代’的人类视为幸福的主要来源。”

颇具深意的是，Vernadsky本人曾将 Weinberg的这一愿景称为”乌托邦”。

▷图源：Rosemary Collard

09 将格陵兰涂黑

Weinberg并非孤例。1940年，俄罗斯农学家 Viktor Alexandrovich Sytin（他曾在蝗虫群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提出了一项大胆计划：动用一支由10000架飞机组成的庞大编队，将格陵兰岛涂黑。通过增强地表吸热能力来替代原有的反光效应，从而加速北极冰盖的消融进程。Sytin设想，全球夏季气温的上升将为面临粮食危机的人类创造更多可耕种土地，带来更丰厚的农业收成。

这样的计划在当今看来简直令人震惊。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地球气候系统处于一个精妙的平衡状态。然而在不久前的历史时期，人类的认知却并非如此。人类确实已经开始了对地球系统的主动改造。然而时至今日，这种行为更应被定义为”行星愚行”而非”行星智慧”。

但历史进程又岂有他种可能？智慧并非与生俱来，认知的提升必然经历试错的过程。在面对当前气候危机时，人们往往倾向于谴责所有人造事物对自然系统的影响。但我们更应认识到，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只有通过审视历史中的种种失误，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成就的深远意义。

此外，现有技术对自然系统的干扰或许恰恰暴露了其原始性——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与环境不稳定性始终如影随形。但谁又能断言，短短三个世纪的发展经验就足以决定未来所有可能的发展轨迹？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生物计算为代表的当代科技发展趋势表明，这种关联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过将自然系统与技术体系深度融合，推动两者的协同发展而非对立分离。毕竟，真正先进的技术不应像传说中的撒旦工厂那样破坏自然系统的固有复杂性，而应与之建立协同共生的关系。

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并非截然对立，前者本身就是后者的产物之一。尽管当前的技术文明如同寄生虫般消耗着孕育它的生物圈，但实现共生发展的未来愿景仍值得期待。或许正如波兰博学家Stanisław Lem所设想的那样，在遥远的未来，人类有望通过”宇宙心理化”实现终极的共生状态。

与此同时，人类与生俱来的犯错能力恰恰成为维持当前半无政府状态的理由：相较于”世界大脑”的独断专行，分散的微小失误更具可容忍性。此外，在当前的无序状态与理想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仍存在着广阔的未探索领域。一些研究者正创新性地构想”行星辅助性”系统：将治理权力审慎地下放至最低可行层级。

▷图源：Rafael Varona

那么，主权概念的未来发展将走向何方？集权与分权的动态平衡贯穿了从真核生物到政治表层的所有进化层级。这种平衡甚至塑造了我们称之为”政治”的表层结构。正如Russell所言，我们的身体确实受益于某种专制机制——例如免疫系统不会考虑癌细胞的个体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应当采用相同的组织方式。自然规律并不能直接指导人类社会的伦理构建。

作为人类，一方面，我不希望人类文明重蹈线粒体被”奴役”的进化覆辙。（当然，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裸鼹鼠是快乐的。）另一方面，将”人类个体”视为世界代理主体的终极形态，这种观点似乎带有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毕竟，人类文明的历史在行星演化史中不过是短暂一瞬。我主张保持开放的心态：既期待超越人类认知局限的新代理主体的出现，又坚信人类中心主义的威权思维绝非正确方向。

或许，真正的能动性实践仍有待探索。我们应当将能动性理解为复杂集体行为的理想指引，而非既定的世界现实。毕竟，能动性的概念本身就难以准确界定。事实上，当我们表达观点时，往往自认为在清晰地践行某种意图，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

既然人类已不再需要与其他生物竞争生存资源，真正的竞争——以及相应的进化机制——正在向新的领域转移。在当代，各类思想体系正在激烈争夺人类心智的核心资源：注意力。在这个算法主导的时代，人类已然成为迷因传播的媒介；这些文化基因通过竞争不断重塑我们的审美取向，其演化路径往往难以预测。正如蜜蜂与兰花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思想支配人类”这一现象从未如此明显——我们能够确保人类利益与思想利益永远保持一致吗？

▷图源：Rodzim AL

10 从行星愚行到行星智慧

对Britton而言，1935年造访心系的苏联后，他带着幻灭感归来，意识到乌托邦是一场镜花水月。1971年，他在海边寂然离世，湮没于时光尘埃。

戏剧《大脑》同样以暗色终章收场：名为”世界统觉”的超级智能在宇宙中漂流，最终与流浪恒星相撞。濒临毁灭之际，它哀叹被挥霍的机遇，设想着若人类早日实现集体化，本可创造的奇迹。

就我们而言，此刻断言我们尚未迈入真正的行星智慧时代仍为时尚早。我们也不应摒弃这样的希望：我们的后代有朝一日可能会开启一个名副其实的“心理时代”纪元。但我们应该承认，从此岸到彼岸的征途注定崎岖——行星智慧诞生之前，必有愚行正在上演。

• 原文链接：https://www.noemamag.com/are-we-accidentally-building-a-planetary-brain/